Center for a Stateles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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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痛恨政府——并且我对Bob Garfield也不怎么疯狂
“愚蠢——是会让人头痛的!” 那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是毫不夸张的事实。Bob Garfield写的情人节的情书(“我爱大政府”, Slate, 2月15日)就极端地接近于此。相比之下顽固的右派分子更加容易被容忍。他们热爱政府做的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令人厌烦的人。他们深知政府就是关于一群穿着制服的恶棍到处威胁和杀害人。他们陶醉于其,因为他们是通过霍布斯政治哲学,沾满鲜血的獠牙与利爪,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中立或左派的软蛋们则试着去用正面的,关怀的,“为什么妈咪是民主党”之类的修辞来形容政府,这让人非常的反胃。 最糟糕的是Garfield像大多数中立——左派人士一样无法辨别到底他认为“好的”事情(路易斯安那购地, “保护民众免受恐怖袭击”等等)和他觉得是失误的事(维护奴隶制度一个世纪, 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外国政府等等)是多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Garfield对政府“结束奴隶制度”大加赞扬,同时推脱说它之前对奴隶制度的维护是不需要作出解释的。但是对奴隶制度的维护是最初宪法安排的固有本性,而且可能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如果不是因为一连串的意外。奴隶制度的废除全部应该归功于这些意外。1860年的民主党是一个支持奴隶制的政党,并且种种迹象表明会一直长期的继续下去。他们失败了只是因为那些一心用偏执和无理来支持奴隶制的狂热分子与适度的支持奴隶制的大多数人决裂了,从而让林肯赢了总统选举。但是即使林肯是总统他们还是会得到一个永久的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这将把林肯贬谪成一只跛脚鸭,把共和党写到历史的注脚,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深南部的赞成奴隶制的狂热分子愚蠢到要脱离联邦,从而给予共和党多数治理权。1850年的美国政府是保护奴隶制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堡垒。它拥有较严厉的逃跑奴隶法,严密的审查废除奴隶制的宣传信件而且对参议院就废奴隶制相关的辩论发出禁言令。所以奴隶制度应该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不是因为赞成奴隶制的力量一方本身的愚蠢。 同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Garfield看不到“好的”路易斯安那购地,坏的奴隶制和坏的血泪之路之间的联系。杰斐逊总统购地主要是为了促进老西南部的农学家们的利益,他们想要免费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也想通过新奥尔良给他们的经济作物的出口找一条安全的线路。你知道,就跟贪图“文明化五部族”的土地,后来安德鲁-杰克逊把土地给了他们的那些贪婪的农民是一样的。 至于“有保证的向西扩张”一事,这让我该从何说起呢? 嗯,我真的不应该指出这一点,但是在购买之前,路易斯安那领地已经有人居住了。而且出售所得的款项被拿破仑用于支持对海地的奴隶争取自由进行的大规模屠杀。 Garfield像大多数无知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赞扬“进步”的政府措施却不知这些措施完全服务于财阀和大公司的利益,比如像汉密尔顿提倡的“还清革命战争的债务。” 哦,对了,比较左派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Merrill Jenson 对从满面灰尘的农民那里征税,然后按面值价还给持有这些债劵的富有的投机者,而这些人仅以几便士的打折价买了这些债劵一事有话要说。 “先进的”横贯大陆的铁路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福利计划,不仅有政府债劵的资助同时也有政府免费赠予铁路公司相当于法国面积大小的批地。政府补贴长途运输的直接后果是中央企业经济在19世纪后期迅速成长和电力被大规模生产工厂而不是分散型的的地方工业区所采用。 《宅地法》并不是一种“土地重新分配计划”。西部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也就是指真正空置的还没有被印地安人所使用的那部份——应该是使用了那片土地却没有得到任何人许可的拓荒者。相反的,美国政府独占了依据《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割地条约》应是墨西哥的土地,选择了一小部分给移民定居,余下的储备为铁路批地或者以优惠的价格和条件租给伐木,牧场,矿石与石油开采。因此就美国政府的土地政策而言,如果说它允许了任何的开垦和移民, 不如说它也只是允许事情顺其自然的发生。但有些人却因此给予该政策许多感谢。其实大部分的分配计划的目的是为采掘业谋取福利。 以汇丰银行“助长贩毒集团洗钱”的不法行为当例子是特别的滑稽有趣。你知道还有谁对洗钱感兴趣吗?中央情报局。 它用洗来的钱去支持世界各地的黑色行动例如用资金赞助中美州的敢死队。 将“防恐怖袭击”和“失误的行为”比方说中央情报局推翻外国政府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如果不是美国持续性的推翻政府,支持军事独裁和全世界的敢死队——这一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不受地方工厂的干扰——以及自1948年起成为种族隔离状态的巴勒斯坦的最忠实的盟友和资助者, 现在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怖分子。 政府并没有“保护人民大众不受垄断的侵害”。 它通过法律限制竞争从而造成垄断。被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国家铁路系统,民航(全部由政府基金创建)和州际铁路的建设使公司可以将长途运输和批发成本外部化给大众从而将实力达到全国范伟内的巩固和扩张。 “知识产权法”允许公司通过卡特尔的方式进行专利的交流和汇集(例如通用电器和西屋)。这些专利和商标至今还使跨国公司对实际生产产品的血汗工厂实行控制,同时给在越南只需花五美元的鞋加上二百美元的商标费。 在他所举的例子中有一个Garfield倒是触及了真相——不过他认为是一件好事。他错误的以为是政府在“自由企业”的成长中起到了作用。通过资助基础设施和社会化人力资源再生的成本去帮助“将女人当男人用,将男人当牲口用”的大企业。是的,政府确实起了作用。但我认为支撑着大企业的统治是一件坏事。 那些社会安全网计划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次要的反措施,在小幅度范围内试图去抵消企业通过国家强制垄断租金的方式从员工和消费者身上吸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大型企业和财阀从工人,消费者和纳税人身上剥削金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完全是依靠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和密谋。然后政府从盗来的赃款中拿出一小部分去还给大众,仅仅是为了防止饥饿和无家可归达到最糟糕的程度因此而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亡。 我谢谢你了,山姆大叔。 州政府是一个经济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它为百姓做的任何好事都是它做坏事的副作用或者是修正一部分为真正控制它的企业谋利时所造成的混乱。自由派们不理解这些,只有真正的左派,像我们一样的左自由主义者才明白。
左与右:自由的前景
作者:穆瑞·罗斯巴德 译者:程晔 【《左与右》杂志创刊号主题社论,1965年】 无论保守党是否自知,他们身上早已打上长期悲观的印记。长期趋势,甚至时间本身,都在与他作对,因此,国内的趋势不可避免地通往左翼国家主义,而在国外,趋势则是通向共产主义。正是这种长远的绝望,反而古怪地催生出短期的乐观。既然保守党已经无望地放弃了长期,成功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当前。在外交事务上,这种观点使得保守党绝望地呼吁与共产主义决战,因为他觉得等的越久,事态将不可避免地更糟糕;在国内,这让他集中精力于下届选举,他总是希望获胜,却怎么都实现不了。保守党是实用主义的典范,他们又为长期的绝望所困,拒绝考虑或计划选举以外的事情。 然而,短期和长期的悲观主义,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应有之报,保守主义是前工业时代旧政权垂死挣扎的残余,因此,它是没有未来的。它在当代美国的化身-近来复兴的保守党,体现了腐朽势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乡村和小城镇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白人的垂死挣扎。但是,自由的前景在哪里?自由意志主义者大多误把对自由的展望,与貌似强大、据说是盟友的保守运动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让人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染上长期悲观的特征。但本文挑战这一观点,认为无论在国内国外,虽然自由的短期前景似乎很暗淡,但无法遏制的长期乐观,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应有的正确态度。 本论断基于一种历史观:首先,在18世纪前,西欧存在一个可识别的旧秩序(18世纪后,旧秩序仍在西方以外继续生存)。无论旧秩序是以封建主义,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其显著特征都是暴政、剥削、停滞、固定的社会等级、绝望并饥寒交迫的绝大多数人口。总之,生活是“肮脏、粗野、短命的”,那里有梅因的“身份社会”和斯宾塞的“军事社会”。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是征服,并且让大众相信所谓的君权神授。 旧秩序过去是自由的大敌,现在仍然是;在过去的时代,它尤其显得强大,因为那时完全无法预见它必然会被推翻。当我们考虑到,自有史以来,旧秩序几乎一直遍布所有的文明;我们更加可以体会到,18世纪自由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和荣耀。 19世纪末,反自由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西欧历史时,陷入了极大的误区,他们混淆了这场斗争的一部分特征。他们错误地认为,对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君主制和重商主义是必要的,原因是,它能起到把商人和民众从本地的封建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在现实中,那根本不是实情,封建制度正在市场经济的和平发展之下消融,而国王及其单一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再次推行和巩固封建主义的超级封建领主。国王把他自己的管制和垄断特权叠加在封建特权之上。君主专制国加强了旧秩序,比以前更专制。事实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得最早、最活跃的地方,正是那些中央政府很薄弱,或不存在的地区:意大利城邦、汉萨同盟、十七世纪的荷兰邦联等。而最终通过两个途径,推翻或剧烈撼动了旧秩序的根基:第一 ,工业和市场沿着封建秩序的缝隙扩展(例如,英国的工业是在封建主、国家和行会管制不到的农村发展起来)。第二个更重要的途径是,一系列巨变式的革命,摧枯拉朽般地动摇了旧秩序和旧的统治阶级:17世纪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必要的,它们开启了工业革命,至少部分地宣告了个人自由、自由放任的政教分离、以及国际和平的胜利。等级社会,至少部分地让渡到“契约社会”;军事社会也部分地让位于“工业社会”。现在,大多数人能够灵活地劳动和定居,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达到简直不敢想象的地步。确实,自由主义不仅给西方世界带来自由、和平的前景,以及工业社会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而也许最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希望--能够日益进步,将大众从长年累月的停滞和绝望中解救出来的希望。 围绕这一新的革命现象,西欧很快发展出两大政治思想:一个是自由主义:希望之党,激进之党,自由之党,工业革命之党,进步之党,人性之党;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反动之党,渴望恢复旧秩序的等级制度、国家主义、神权政治、奴隶制、和阶级剥削的政党。因为道义无疑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保守党为掩盖真相,呼吁浪漫主义、传统主义、神权政治和非理性主义,以此模糊意识形态的格调。政治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谱系上,自由主义极“左”,保守主义极“右”。伟大的阿克顿勋爵,在其影响力的暮年,天才地感悟到,真正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激进和革命的(他是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趣人物之一,越老越激进)。阿克顿写道:“自由主义渴求应该怎么样,而不顾现状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克顿在得出这一观点时,第一个达到了“永久革命”的境界,比托洛茨基还早。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其杰出的阿克顿研究专著中写道:   “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公开把未来视为过去的敌人,除非碰巧符合道德,否则不允许为过去保留任何权力。他承认,认真看待这种自由的历史理论,将‘应该如何’优先于‘现状如何’;实际上就是在构筑‘永久革命’”。 阿克顿在就职演讲中暗示,并在注释里坦率承认,“永久革命”是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顶峰。…人的身上携带着善与恶的知识,这种良知的理念是革命的本源,它摧毁了过去的神圣性。……“自由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阿克顿评论道,“现实必须让位于理念。如果有可能,用和平和耐性,否则,就用暴力”【注1】。 “自由党远远超越了辉格党”,阿克顿写道:   “辉格党人由妥协支配。自由党一开始就由思想主导……一个实用、渐进、准备妥协,另一个在哲学指导下制定原则。一个用政策对付哲学,另一个为哲学寻求政策。【注2】” 那么,自由主义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在19世纪衰落了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也许根本的原因,是自由主义自身命脉的内部腐化。随着西方自由主义革命部分成功,自由党人激进的热情日益冷却,逐渐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目标,偃旗息鼓,仅仅满足于守护无望和缺陷重重的现状。这一衰落有两个可辨识的哲学根源:第一、拥护功利主义,放弃自然权利和“高级法”。要想超越现行体制挑战现状,唯有自然法或高级法理论才能提供激进的根基;唯有这样的理论,一心要把犯罪的现行统治者推上正义的法庭,从而让自由意志主义的斗争充满了必要的紧迫感。相反,功利主义者为了权宜放弃正义,不顾当务之急而止步不前,最终,无可避免地沦为现有秩序的客观辩护者。 自由主义衰落的第二大哲学影响是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为作为社会激进力量的自由主义划上了终止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戴着和平、玫瑰色的眼镜,用无比缓慢,无穷渐进的社会进化眼光,错误地看待历史和社会。他们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历史上统治阶级从不曾自愿放弃权力,因此自由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革命手段取得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平地憧憬,经过千百年无限缓慢的演变,达到据说是必然的个人主义阶段。 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是一个有趣的例证,19世纪自由主义的衰落体现在他身上。一开始,斯宾塞是一个卓越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甚至几乎是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虽然,斯宾塞起初并没有在理论上放弃自由主义;但是,随着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病毒占据他的灵魂,他不再将自由意志主义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总之,斯宾塞期待纯粹自由的最终理想,同时,他开始相信自由的胜利必然会到来―― 但只有在经过上千年的渐进演变之后。于是, 斯宾塞实际上抛弃了斗争、激进的自由主义信条;只把自己的自由主义实践局限于疲倦的后防行动,以对抗十九世纪后期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有趣的是,疲倦的“右倾”战略很快让斯宾塞在理论上也变得右倾;结果,斯宾塞甚至在理论上也抛弃了纯粹的自由。例如,否定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的名篇:《无视国家的权利》。 十九世纪初,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从激进转变成准保守主义;这一转变的试金石,是英国自由党对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所普遍持有的态度。那是一场双重的反抗斗争:1、反抗英国的政治帝国主义。2、反抗该帝国主义强制推行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诞生于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包括斯宾塞在内的)英国自由党人像保守党一样,无视爱尔兰人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尤其对他们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农民财产权的主张视而不见,这标志着自由党已经正式放弃真正的自由主义。只有在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伟大家园(封建主义从未在南部以外地区扎根),自然权利、高级法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自由运动才能声势浩大地继续下去,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杰克逊主义和废奴运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两场强有力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注3】 于是,随着自由主义从内部分崩离析,西方世界不再有希望之党,不再有能领导斗争的“左翼”运动,去对抗国家和毫发未损的旧秩序残余。在枯萎的激进自由主义留下的空白中,一场新的运动趁势兴起:社会主义。今天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惯于把社会主义看成与自己截然相反的信条。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应为当今世界自由意志主义者严重的思想迷惑负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保守主义是自由的对立面;而比保守主义“左”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间道路,因为它试图用保守的手段去实现自由的目的。 总之,罗素·柯克声称社会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人,而罗纳德·哈姆威认为社会主义是保守主义的继承者。两人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看待这场混乱的中间道路运动的侧重点在哪里。社会主义接受工业体系和自由党的目标--自由、理性、人口流动、进步、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终结神权政治和战争。在这些方面它与自由主义相近而与保守主义相违。但它试图用中央集权、中央计划、公有制等不相容的保守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传自圣西门的右翼独裁派,该派赞美中央集权、等级制度、集体主义,是那个设法接受并主导新兴工业文明的保守主义的写照。另一个是相对更倾向自由意志主义的左翼,以马克思和巴枯宁两种不同形式为代表,左翼是革命派,该派对实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由目标更感兴趣:尤其是要粉碎国家机器,实现“国家的消亡”,并“终结人对人的剥削”。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言:“用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可以迂回地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伟大的法国激进放任自由主义者查尔斯·孔德(他与奥古斯丁·孔德无关)和查尔斯·迪诺耶身上。“阶级斗争”的概念也能追溯到同一源头,除了在迪诺耶和孔德眼里,对立的阶级本来并不是商人与工人,而是社会中的生产者(包括自由商人、工人、农民等)与由国家机器选定并赋予特权的剥削阶级。【注4】在圣西门迷茫和混乱的一生中,他曾一度与孔德和迪诺耶走的很近,并从他们那里捡起阶级分析,结果全搞砸了。他混乱地把市场上的商人、封建地主与其他特权者一起,归入“剥削者”。马克思和巴枯宁照搬了圣西门主义,结果严重误导了整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以至于不仅要粉碎压迫的国家,他们甚至认为必须彻底摧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左翼社会主义者拒斥私有财产,尤其拒斥资本,那么,他们就受困于一个关键的自相矛盾上:如果革命之后国家消失(巴枯宁版是立即消失,马克思版是逐渐“消亡”),即使名义上国家已经没有了,怎样才能既不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又能让“集体”支配其财产呢?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追随者从未解决的一对矛盾。 二十世纪到来时,社会主义取代激进自由主义成为“左翼”党,它成为这一自相矛盾的牺牲品。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拉萨尔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大幅右转,完全抛弃旧的自由意志主义目标和理想--革命和国家的消亡,他们变成安逸的保守主义者,永久接受国家和现状,以及二十世纪之交欧洲社会迅速建立并固化的全套架构:新重商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保守主义也已改革重组,试图应对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翻新的重商主义--一种国家主义政体,其标志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偏爱的资本家和准封建地主授予国家垄断特权。右翼社会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纽带变得非常紧密,前者与后者的政策主张类似,不过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因此,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是“社会帝国主义”,约瑟夫·熊彼特一针见血地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及其同伙用社会福利让步的手段吸引工人。而社会福利让步又貌似取决于出口垄断主义的成功。”【注5】 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右翼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亲缘关系。俾斯麦主义首次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之后才轮到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实行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神权政治、右翼集体主义等保守主义项目,这些项目保留,甚至巩固了旧特权阶级的统治。但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英国和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因此,伯纳德·塞梅尔在那本反映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社会帝国主义运动的辉煌历史著作中,展示了费边社怎样欢迎帝国主义在英国的兴起。【注6】19世纪90年代中期,当英国自由党分裂成激进左翼与自由帝国主义右翼时,费边社的共同领导人比阿特丽斯·韦伯痛斥激进派为“自由主义者与反帝主义者”,却称赞后者为“集体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萧伯纳拟定费边社官方宣言--《费边主义与帝国》(1900年),其中称赞帝国主义并攻击激进派“仍坚持个人共和主义(和)不干预的僵化界限理念”。(后来,萧伯纳赞美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的国内政策,完全做到了前后一致)。对照之下,“一个大国……必须把文明的利益作为整体来统治(世界帝国)。”自此之后,费边社与保守党、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密切合作。事实上,在1902年底,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建立了一个叫做“系数”的秘密智囊团;该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保守党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S·埃默里,透露道:“不管怎么看,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更关心如何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把自己的福利国家想法付诸实施,远远甚于公开成立早期社会党的胜利….毕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就像(约瑟夫)张伯伦本人的职业生涯所表明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内政相结合”。【注7】埃默里写道,“系数”的其他成员在运动中承担“专家小组或总参谋部”的职能,他们分别为: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理查德·霍尔丹;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国家评论》的出版人、憎恶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利奥波德·马克西;保守党社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米尔勒子爵;海军帝国主义者卡莱恩·贝莱尔斯;著名记者加尔文;萧伯纳;摩根银行合伙人克林顿·道金斯爵士;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他首次在俱乐部会议上勾画的政策,促使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法俄缔结协约国。【注8】 不出所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党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都背叛了革命和平主义的旧理念。在战争中,每一个社会党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拉下了古典社会主义左翼崩溃的帷幕(尤金·维克托德布斯领导的美国社会党是一个光荣的例外)。从那时起,社会主义者、准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流合污,接受国家和混合经济(=新重商主义=福利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些术语不过是表述同一基本现实的同义词)。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崩溃,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掀起复兴左翼社会主义的运动,以重建古典的革命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列宁几乎不知道的是,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纯化”运动铲除近来的腐败、渴望返回古典的纯正,普遍进一步纯化了古典源头中正确的成分。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保守”的论调,往往鼓吹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和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正是大师在这些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促使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转向“社会帝国主义”阵营。【注9】列宁的阵营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更“左”。列宁的革命立场更坚决地对准国家,他始终捍卫并支持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另一些重要意义上看,列宁主义也同样更“左”。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市场资本主义本身,而列宁考虑的中心则是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和垄断。因此,就像列宁在实践中所做的,他把矛头对准国家垄断和帝国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他的做法远比马克思更意气相投。近年来,随着列宁主义世界的分裂,一个更左倾的趋势崭露头角:中国式。中国人几乎完全把重心放在发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上,他们不仅蔑视右翼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妥协,还准确无误地把枪口对准封建和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资本和准封建地主捆在一起的垄断特权,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毛派事实上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强调,他们更集中贯彻列宁主义的努力,全力推翻当今世界旧秩序的主要壁垒。【注10】 在当代转向右翼集体主义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内政上的逻辑顶点。确实,西方权势集团一贯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完全相同。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习惯了这种看法。尽管这两个体系无疑都是集体主义,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内容上差异巨大。共产主义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它无情地罢免并推翻旧的统治精英;而法西斯主义则相反,它巩固旧统治阶级的权力。因此,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运动,它施加给社会一整套垄断特权;总之,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样板。【注11】法西斯主义证实了,它对大企业的利益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当然,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1920/1930年代早期如此公然,如此明目张胆的原因。【注12】 现在,我们做好准备,可以分析美国的情景。我们看到,相比之下,由当代保守党宣传,并为大多数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接受的美国近代史是一个误区。误区大致如下:直至新政前,美国或多或少,曾是自由放任的庇护所;后来,罗斯福受到费利克斯·法兰克福、校际社会主义协会、以及其他“费边社”和共产党阴谋家的影响,策划了一场让美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并打算跃进到共产主义。今天,按照此观点或类似观点看待美国经验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往往把自己看成“极右翼分子”;保守主义紧接在他左边,再左一点是中间道路,然后再向左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极其渴望给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既然在他们眼里,美国正不可阻挡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急不可耐地忽略中间阶段,把一切对手涂抹成红色。 有人可能认为,“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能立即看到该观念的严重缺陷。就看一件事,他们强烈反对开启社会主义之门的所得税修正案,而该修正案于1909年通过时,国会两党绝大多数都投票赞成。如把此事件看成走向左翼社会主义的一大步,那就要把主导第16修正案的塔夫脱总统视为左派,肯定没人敢冒然这么做。其实,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新政都不是一场革命;新政的全套集体主义项目早在意料之中: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实行过类似的项目;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由战争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主导。新政各项目的每一个元素:中央计划、创建工农业强制卡塔尔网络、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人为提高工资率并在整体垄断架构之下推广工会、政府监管和政府所有权,这一切早在前两个十年就已预见并勾勒出。【注13】新政项目赋予大企业特权,将大企业的利益置于集体主义的塔尖,这绝不会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或左翼主义,里面闻不到一丝平等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味道。不,这个迅速成长的集体主义,其亲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或称右翼社会主义。二十年代,许多大商人公开表示,他们渴望用自己能控制的集体主义体制,来取代准自由放任体系。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塔夫脱、威尔逊、胡佛等人并不是地下共产党,而是法西斯党的先驱。 保守党谬解新政,而1930年代早期的列宁主义运动却看透了新政的实质。直到30年代中期,应苏联外交关系的迫切需要,全世界共产党阵营急剧转变为“人民阵线”,列宁主义运动才开始赞同新政。因此,在1934年,英国的列宁主义理论家R·帕尔梅·杜特发表简短而尖锐的分析,称新政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披着煽动性的民粹主义伪装,其实质却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保守党的对手们对新政最有力、最尖锐地谴责。杜特写道,罗斯福的政策“转变为一种战争形式的独裁”。政策的本质是借助国家复兴局,强制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用通货膨胀来资助商业、银行业、农业;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部分地没收人民财产;采用政府固定工资并强制仲裁的手段,管制并剥削劳工。杜特写道,剥去新政“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伪装”,剩下的现实仍是国家极权资本主义和工业奴隶制下的新法西斯体系,并且隐含“发动战争”。杜特引用享有盛誉的《当代史杂志》编辑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地总结道:“新美国将既不是旧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当前的趋势是法西斯主义,那将是一个美国式法西斯主义,它体现了一个伟大中产阶级国家的经验、传统和希望(写于1933年中)”。【注14】 因此,新政不是美国过去的质变;相反,它仅仅是过去那些在胡佛当政时,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集体主义中,以及在进步年代里,早已提出并实施的国家特权网络的进一步扩张而已。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起源, 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博士在其杰作《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有最透彻的剖析,科尔科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并从进步年代的“改革”中追踪其起源。正统历史学家一直把进步年代(大约1900年至1916年),视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垄断”的时期。于是,故事这样展开,为了对付垄断者与大企业的统治,无私的知识分子和有远见的政客转向政府干预,以改革并管制这些恶势力。而科尔科在其伟大著作中展现的现实,却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科尔科揭示出,尽管在世纪之交,大企业利益集团为稳定巩固经济实力,掀起兼并和成立信托的浪潮,但却在自由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冲击之下,迅速破坏和瓦解。正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风暴下的节节败退,自1900年后,大企业越来越多地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和保护。总之,联邦政府的干预,其原意不是为体恤公众疾苦,遏制大企业垄断;而是为了替大企业(以及小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它们未能在自由市场竞争风暴中得逞的垄断。左右两派一直受到一个观念的误导,认为政府干预本身是左倾和反商业的。因此,右派中普遍流行着把公平交易看作红色新政的误区。以摩根利益为首的大商人,与几乎是学术界唯一例外的科尔科教授都意识到,垄断特权只能由国家建立,不可能是自由市场的运行结果。 于是,科尔科表明,自西奥多·罗斯福的新民族主义开始,至威尔逊的新自由到达顶峰,从保险、银行、肉类、出口、直到一个又一个的一般性行业。其实,今天的右派们认定为“社会主义的”管制,不仅受到大商人们的一致称赞,甚至就是他们亲自策划的。他们处心积虑,试图通过补贴、稳定和垄断特权来控制经济体。安德鲁·卡内基的观点很典型;他对钢铁行业的竞争状况忧心忡忡――不管是成立美国钢铁公司,还是著名的由摩根公司赞助的 “加里的晚餐”,都无法抑制住竞争。卡内基在1908年宣称:“我总是想,只要政府一管,问题就能妥善解决。”卡内基宣称,政府管制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虽然煤气公司的资本受到法院的控制,但资本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将所有资本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同样安全”。【注15】 科尔科表明,摩根一手创建美国进步党,就是要惩罚塔夫脱总统,把罗斯福重新选上台,因为塔夫脱总统过于热衷起诉摩根企业。左翼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在无意间,为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披上民粹主义的伪装。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创建,标志着威尔逊的新自由达到了顶峰。大企业非但不视其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反而踊跃欢呼那些政府支持、授予特权、和监管竞争的项目生效,自己的夙愿终于得偿(威尔逊的战争集体主义受到更热烈的欢迎)。1915年底,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前伊利诺伊制造商协会主席爱德华·N·赫尔利兴高采烈地宣布,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为了将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和货运,美联储对银行家,和农业部对农民的作用,推广到“一般性行业”。【注16】正如后来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轰轰烈烈上演的那样,每一个经济利益集团都组成垄断卡特尔,并纳入社会经济结构等级中相对应的特权位置。著名的公司律师,阿瑟·杰罗姆·艾迪的观点尤其有影响力,他的专业是成立商会,并协助创建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在代表作中猛烈抨击商业竞争,呼吁政府控制并保护工业“合作”,艾迪鼓吹说:“竞争是战争,战争是地狱”。【注17】 当今的右派谴责进步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是社会主义者,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俾斯麦德国的保守党国家社会主义--众多现代欧洲和美国政体的原型。十九世纪晚期,大批美国知识分子在其旗下接受高等教育。科尔科指出:   “当代知识分子眼里的保守主义……莱斯特·沃德、理查德·T·伊利、和西门·N·帕顿的理想化国家……都是这段时期众多美国学者受到的特别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末,美国学术界的社会和经济理论主要受到大学的影响。集中福利职能的俾斯麦主义理想国家……是由1880-1890年代,在德国深造的数千个主要学者们量身定制的。【注18】” 此外,德国主要的极端保守主义教授,亦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其理想是刻意把自己打造成“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分子保镖”--他们无疑做到了。 科尔科作为进步年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恰如其分地引用由摩根资助的《新共和》杂志编辑赫伯特·克罗利的话。克罗利将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系统化,称赞这种新汉密尔顿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中央控制体系,是能将社会整合成等级结构的体系。 展望进步年代,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总结道,   “战争期间,在联邦一级的各行政和应急部门,创建了政界和企业联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下一个十年。事实上,企业在战争时期赢得了最毋庸置疑的胜利…..大企业获得各监管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全力支持。正是在战争期间,寡头垄断和价格市场协议才能在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中有效运作。权力在经济体中快速扩散,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几乎消失了。尽管重要的……新立法停止了,但利用进步年代奠定的基础,各行业的状况得到稳定和巩固。联邦政府和企业的联合延续到整个1920年代及以后。在进步年代,在现代工业主义的背景下建立的,利用联邦政府来稳定经济的原则,成为后来众多政治资本主义流派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步主义并没有在1920年代死去,而是成为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注19】” 新政也同样如此。30年代中后期,罗斯福政府摇摆着左倾了一点点,随后,于1940年开始国防与战争合同经济,又重新巩固了与大企业的结盟。自此之后,这种经济和政体一直统治着美国,体现为永久的战争经济,羽翼丰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新重商主义,以及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自美国社会在二次大战中被彻底军事化和政治化之后,其基本特征从未改变--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人也越来越被塑造成顺从的,为国家和军事工业复合体服务的“组织人”。小威廉·H·怀特在其名著《组织人》中明确指出,企业实行的这种塑造,是采纳了“启蒙”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工程师的集体主义观点。同样一目了然的是,这种和谐的观点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大商人们天真无邪--这种“天真”与将工人和经理塑造成温顺的奴仆,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大官僚机构服务的要求相吻合。这可不是巧合。在“民主”的幌子下,教育变成纯粹的大规模技术训练,只为将人塑造成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与此同时,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如既往,就像在二十世纪前两个十年所做的一样,仍然扮演形成与支持该体制的两党。“一致主义”--两党在表面的分歧下共同支持现状--并不是自1940年后才开始的。 至于硕果仅存的一小股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怎样应对美国意识形态谱系的变迁?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自由主义意志者,阿尔伯特·杰伊·诺克的一生,可以给我们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1920年代,当诺克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理念成型时,人们普遍把他看成极左分子,于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在他的思想和政治生涯中,始终趋于把关注的焦点对准那个时代的主要敌人:柯立芝-胡佛当局的保守党国家主义;因此,对于诺克,他的好友和同事、自由意志主义者门肯,以及其他激进者来说,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自然要加入准社会主义者阵营。另一方面,当新政取代胡佛时,兑了水的社会主义者和摇摆的左翼干涉主义者跳上新政的宣传车;在左翼阵营中,只有诺克和门肯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人民阵线前的)列宁主义者意识到,罗斯福是胡佛的延续,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老胡佛与艾尔·史密斯等保守派人士认为罗斯福走得太远,也有人反感其浮夸的民粹言辞。激进者会与这些人组成统一战线,这太自然不过了。但问题是,虽然一开始,诺克和他激进的同事们理所当然地鄙视新找到的盟友,却很快开始接受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自己也贴上以前鄙视的标签--“保守”。就像历史上多次意识形态变迁一样,对于激进派的基层,这种转变是在缺少正确的思想领袖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另一方面,对于诺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门肯,问题则出在更深的层次上。 诺克和门肯各自以迥异的方式,精雕细琢打造了辉煌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但在他们的学说中,一直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长期以来,两人都犯了悲观主义的大错。两人都对人类接受自由体制不抱希望;对激进自由学说得到实践应用感到绝望。两人都以个人的方式,逃避思想领袖的职责。门肯是快乐的享乐主义,诺克则傲慢又讳莫如深。因此,尽管两人对自由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但却不能自觉地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领袖:两人都无法展望自由党会是希望之党、革命之党,更不用提是世俗的救世之党。犯悲观主义的错误,是跌进保守主义深渊的第一步;因此,尽管诺克大体上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悲观的激进者实在太容易接受保守的标签,以至于模仿起陈词滥调:预设一个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先验立场。 引人入胜的是,结果,阿尔伯特·杰伊·诺克沿着他敬爱的精神先驱斯宾塞的思想路径,同样以纯粹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开始;同样为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为发起群众运动,而快速放弃其思想中凝聚的激进革命战术;最终,同样至少部分地,从战术上的保守跌进了实质上保守。 因此,尤其是当自由意志主义者凭感觉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站位以后,他们与被迫口头上接纳自由意志主义(却不接受其实质内容)的老派保守党结合,共同反对罗斯福政府。对于老派保守党来说,罗斯福政府要么在实质上,要么在口头上过于集体主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并巩固了此联盟;主张和平与“孤立主义”的势力统统被他们的敌人打成“右”边的人,随后,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种定性。这一现象与美国以前所有的战争时期迥异。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自由意志主义者自认为是“极右翼”,保守党紧接在其左边,这种看法已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因此,这个谱系上的大错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忘了或从未意识到,反战、反军国主义一直是包括自由意志主义在内的“左翼”传统;因此,当新政时期的历史偏差自我纠正后,“右翼“再次变成推行全面战争的大党。当假想的保守“盟友”觉醒后,尾随其后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措手不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自由派已经完全丧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标志和指导方针。 那么,如果重新在意识形态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的前景将怎样?在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眼里,世界正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相信自己几乎与任何群众运动的前景阻断隔离,难免会沉浸在长期悲观中。但当我们意识到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时,景象立刻变得光明:法国和美国等伟大的西方革命,引发大规模自由主义运动,完成了推翻旧秩序的任务。自由主义运动带来了工业革命的荣耀、自由的增长、人口流动、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我们今天仍然保有的这一切成就。尽管有反动的、退往国家主义的小波动,当今的世界仍远远超越过去。当我们又考虑到,直至十八世纪的西方,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神权政治、军国主义等旧秩序,仍以各种形式主宰一切人类文明,我们必须以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来看待人已有的成就,和人能达到的高度。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无望的专制主义、停滞不前的历史纪录只会让人更悲观,因为它显示出旧秩序的韧性和耐久性。鉴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倒退,新秩序尤其显得脆弱易逝。但是,这种肤浅的分析忽略了随新秩序革命而来的巨变,巨变显然是不可逆的。正是因为贫苦大众心中的期待和希望湮灭了,旧秩序才能坚守奴隶制长达几百年;人们顺从地俯首于君权神授的统治者脚下,他们认命地被奴役,野蛮地活着,勉强度日。但自由主义革命,不仅在西方大众,而且在仍处于封建统治的不发达世界人民的心中,植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人们炙热地渴望自由,渴望耕者有其田,渴望国际和平,也许最渴望的,是只有工业文明才能实现的人口流动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大众将永远不会再接受旧秩序任人摆布的奴隶制;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已经唤醒了这些要求,自由终将取得长期的胜利。 只有自由,只有自由市场,才能组织并维系一个工业体系。人口越膨胀、越爆炸,工业经济的运行越要不受限制。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自由放任与自由市场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逆其道而行将导致崩溃和经济危机。在一个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主义的危机尤其显著和尖锐,因此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首先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即共产党)国家醒目凸显。社会主义内在的矛盾冲突最一览无遗。它拼命试图履行其宣称的目标:工业增长、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并最终消亡国家,却越来越无法用集体主义的手段达到这些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首先,社会主义计划的逐步垮台不容易看清。因为,与马克思错误的预言相反的是,列宁主义的夺权从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每一个实例都发生在深受封建压迫的国家。其次,共产党上台后没有立即尝试推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等到多年以后:在苏联,列宁最心爱的理论家布哈林本打算扩大新经济政策,往自由市场方向前进。直到30年代初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才逆转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智慧。即使是号称狂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直到1950年代末才推行社会主义经济。在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都带来一系列经济崩溃,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违背意识形态原则,一步步地从中央计划撤退,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返回自由市场。苏联的利伯曼计划引人瞩目,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早已大步推行无可避免的去社会化进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走得最远,它比其他国家更早摆脱斯大林的铁腕统治,短短十几年,去社会化的进程速度快、进展大,当今的南斯拉夫经济并不比法国更社会主义化。确实,国家的统治者仍然自称为“共产党”,但这已与基本的社会经济事实无关。在南斯拉夫,中央计划几乎已经绝迹。私营部门不仅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在工业中的比重甚至更大,公共部门的权力已经彻底下放,自由定价,自负盈亏,每一间工厂都成立工人合作所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几乎消失了。只要完成最后一步――从工团控制转变成个人股份所有权,就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与《每月评论》杂志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并发出警告--南斯拉夫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半个世纪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发表著名的见解,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真正的价格体系,因而不能进行经济计算,无法成功地实行任何经济计划。人们可能会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会逐渐证实该理论的相关性,为米塞斯深刻的见解欢呼.事实上,米塞斯的一个追随者若干年前写过一本小说,里面预见了去社会化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国家的变化,更不用说向其致敬了。也许因为他们几乎歇斯底里的看待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认识不到那个铁板一块的威胁有任何瓦解的可能。【注20】 因此,越来越多共产党国家被迫从根本上去社会化,并将最终达到自由市场。不发达国家的状况也让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乐观。环顾全球,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到处掀起推翻封建旧秩序的革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正竭尽全力压制这些革命;而正是同样的革命历程让美国和西欧挣脱了旧秩序的束缚。但越来越明显的是,甚至压倒性的武装力量也无法抑制民众跨入现代世界的渴望。 现在,来看美国和西欧国家。在这里,乐观的情况不太明朗,准集体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并不像社会主义那样一览无遗。然而,在自以为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专家折磨之下,未来同样笼罩在经济危机中: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的国际收支,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元岌岌可危;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长期失业;永久的战争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的不经济扭曲。此外,美国潜在的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道德正在美国年轻人的心中萌生,势头迅猛,鼓舞人心。年轻人反抗权威官僚的束缚,反对整齐划一的大众教育,反对国家爪牙的残暴和压迫。 此外,这里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形式,至少从短期上看,这有利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成长。幸运地的是,美国仍拥有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的伟大传统,尽管过去的半个世纪,在国家主义和暴政的掩盖下,这一传统已几乎湮灭。但即使其意义在实践中已被剥离,却仍能在日常用语中体现,仅此就足以为未来的自由党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平等:不为人知的理念
人人生而平等   当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阐明美国革命的基本哲学原则(后人称为76原则)时,他写下的第一个原则是平等,他认为平等,而不是人们所预料的自由, 才是其他一切原则的基石。 《宣言》的草案原稿更明确地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广为人知的最终文本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杰弗逊最初写的是: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而无可否认的:人人生而平等、生而独立;生而平等衍生出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据我所知,措辞上的修改更多是出于行文格式,而非语意上的原因。最终文本的确更加流畅。但原草案的哲学意义更精确。最终文本把平等和自由并列为两个基本原则,却没有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反,原草案明确地指出,自由的价值是居于次位,由平等衍生出来的。 然而,我们这些76原则的继承者们,却不怎么提及,也不怎么热衷于平等。相反,我们把自由挂在嘴边;我们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平等主义者。我们写的书不叫《平等宪章》、《为了新的平等》或《我如何在不平等的世界中找到平等》。相比之下,那些在当代政治话语中经常援引平等的人,往往是我们理解的76原则的敌人。如果他们也信仰平等,那么平等怎么可能也是我们的理念呢? 当然,答案是我们必须具体地说:什么的平等?哪些方面的平等?我们的平等主义对手崇尚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socioeconomic equality)【译注:后文略作经济平等】。有时解释为机会平等,有时解释为结果平等(如今,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果不平等被当成机会不平等的初步证据)。我们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平等? 自由意志主义的平等通常被理解为法律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意志主义者确实援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反对经济平等主义的各种项目(如劳工法和反歧视法赋予员工随时终止雇佣关系的权力,却不允许雇主这么做)。 但法律上的平等局限太大,不能树立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正如经济平等主义者发现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因为(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名言),“法律既禁止富人,也禁止穷人在桥底下睡觉”。举个例子,如果非正义的征兵从男性扩展到两性,自由意志主义者不会为此欢呼;这样做在法律上更平等,但却一点也没有增进自由。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写道: “平等待遇的正当性首先取决于待遇本身是否正义。举个例子,如果琼斯和他的追随者建议奴役一群人。我们能“正义地”主张必须平等地奴役每一个人吗?假设一人有幸逃脱。我们要谴责他逃避施加给同伴们的司法平等吗?【注1】” 同样的道理,平等的自由权不足以准确表达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一点点自由,那并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世界。我们可以像斯宾塞一样主张平等自由法则,但法则不仅要规定平等的自由权,还要规定最大的自由权,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平等。平等自由法则顶多把平等看成对最大自由权的约束,而不是其基础。 我用“顶多”一词是因为也可以合乎逻辑的说,平等的自由权是最大自由权的结果,而完全不是对其的约束。再引一次罗斯巴德: “如果有人想呼吁每个人买一辆汽车,他这样阐述这一目标:“每个人都应该买一辆车”。而不说:“在购买汽车上所有的人应该平等”。斯宾塞的平等自由法则是多余的。如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一切,由这一前提可以得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被破坏或被侵犯了。“平等自由法则”中的“平等”概念没有正当的地位,它被逻辑量词“每一个”取代了。“平等自由法则”可以改名为“完全自由法则”。【注2】” 但是,如果对于我们理解的自由社会来说,法律上的平等以及平等的自由权都是不够的,那么怎么才能从生而平等推导出我们的自由权利?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杰弗逊的思想源泉-洛克,他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平等”:即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比别人多的权力。极为明显,既然同根同源的人们与生俱来地享有一切同等有利的自然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应该有从属或臣服关系。【注3】” 简而言之,洛克和杰弗逊所指的平等是权力的平等:禁止任何一个人“从属或臣服于”另一个人。既然A干涉B的自由构成B对A的从属或臣服关系,那么自由权就直接来自“权力和管辖权”的平等。洛克解释说: “人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而且,我们既赋有同样的能力,在同一自然社会内共享一切,就不能设想我们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能授于我们毁灭别人的权力,就好像我们生来是别人的牺牲品,如低等动物生来是供我们利用一样。【注4】” 这是明显的前康德式陈述,不能把人视为别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样请注意,洛克和杰斐逊怎样援引独立作为权力平等的必然结果和释义。)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经济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都达不到洛克式激进平等的标准。这两种平等形式都没有质疑那些执法者的权力;它们必须依靠执法者来确保被管理的人之间的平等。因此,尽管经济平等的支持者口号喊的很响,但他们与法律上平等的支持者一样,都没有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两种平等形式都要求当权者有所作为;但如此一来,他们就承认、甚至要求执法者拥有与其他人不平等的权力。 自由意志主义的平等版本不会这样自我设限。正如洛克认为,权力的平等必然导致拒绝执法者,进而拒绝法律制度本身拥有任何超出公民个人的权力: “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法的执行权便交给了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以制止违反自然法为度。因为,在那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别人的管辖权,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所能做的事情,必须人人都有权去做。【注5】” 洛克式平等不仅包括在议员、法官和警察面前的人人平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普通人与议员、法官和警察的平等。 根据这一标准,支持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罗斯巴德才是古往今来最一致、最彻底的平等主义理论家之一。《反叛自然的平等主义》的作者罗斯巴德要是听到这样说他,很可能从坟墓里跳出来;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安·兰德曾说资本主义毋庸置疑是致力于平等的:从许多方面看,不管是对平等的捍卫者还是反对者来说,怎样正确理解平等都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理念。 洛克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些人像罗斯巴德一样,把洛克式平等奉为任何法律制度都应该遵循的绝对标准。其余的人则跟随洛克本人,把纯粹的洛克式平等对法律制度的约束视为不可行,于是支持放弃一部分洛克式平等,刚好能让法律切实可行地保护剩余的洛克式平等。 我本人站在第一个阵营里;在我看来,洛克对洛克式平等与法律秩序的运作不相容的论证,不是犯了以偏概全的合成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就是犯了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注6】(例如,洛克错误地从每个人都应该向第三方法官递交纠纷的主张,推断出应该存在一个每人都能提交纠纷的第三方法官,这就像从每一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喜欢的电视节目,变成了至少有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电视节目。) 但是,即使第二个阵营是正确的,必须放弃一些平等才能保护剩余的洛克式平等;下述主张仍然成立:政府的一切特权必须严格限于运作法律系统,任何越权都构成对人类平等的不正当侵犯。无论如何,两个阵营都寻求对洛克式平等的最小背离。因此,自由意志主义历来把批判火力对准普通人和执法者(以及他们的亲信和政府特权的受益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正如安东尼·弗卢写道: “统治精英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裁决,结果既有可能是被统治的人之间的平等,也有可能不是。至于发号施令者和服从命令者之间,当然一丝平等也没有。【注7】” 温迪·麦克尔罗伊考证了女权主义运动内部三种不同平等主义理念的相互影响:“主流”理念-法律上的平等,和两个更“激进”的理念:1、“经济平等”-麦克尔罗伊认为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念;2、我所说的“权力平等”-麦克尔罗伊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 “在女权运动中,平等的含义各不相同。在女权运动史上的多数时期,美国主流女权主义者认为,平等意味着现行法律下的平等待遇和现有制度下的平等代表权。重点不是改变现状而是融入其中。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抗议说,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才是不公正的根源,因此不能进行改革。这一点可从她们的平等观反映出来。对个人主义者来说,平等是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术语,即保护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道德管辖权。对于女权社会主义者,平等是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术语。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参照物是看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而自由意志主义的分析标准则是看阶级与政治手段的关系。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用政治手段-暴力获取财富或权力的阶级,以及使用经济手段的阶级,经济手段必须基于自愿互动。前者是统治阶级,他们以占有后者的劳动和财富为生。【注8】” 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看,足以令人尴尬的是,经济平等主义者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 很少有人认识到,自由意志主义者对经济平等主义提案的抵制,其本身才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理念。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据我所知,阿马蒂亚·森是唯一认识到这一点的经济平等主义者;然而,森的特例反证了这一规律。因为他也没理解要点:他把自由意志主义的平等解释为平等的自由权,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森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家们不仅反平等主义,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才被定性为反平等主义者。他们这样看待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错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一定认为人应该拥有自由这一点很重要。如此一来,则诸如“谁应该拥有自由?”,“应该拥有多少自由?”,“怎样分配自由?”,“平等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会接踵而至。因此,为了补充自由至上的主张,平等的问题立刻显现。接下来必须凸显如何在相关人等之间分配权利,才能补足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主张。事实上,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由诉求通常包括“平等的自由权”的重要特征,比如,坚持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等。自由是可以应用平等的领域之一,平等是分配自由的可行模式之一。【注9】” 森的分析是混乱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如前所述,平等的自由权不是自由价值的补充,而只是根据完全自由的理念得来的。(森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很可能由于他把自由看成一个积极的术语,干这个或干那个的自由,这种情况要求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也就限制一个人自己的自由,从而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自由。但是,如果把自由理解成消极的术语,即免于强制干预的自由,那么完全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自由。)第二,森以为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眼中,自由的价值是碰巧得来的,平等主义的考虑就应该紧随其后。他没有认识到,在洛克的意义上,自由本身根植于平等。 在我看来,反对经济平等主义立法的理由正是平等主义的;此类立法必然强制异议者服从政府决策人,强迫他们屈服于税收和管制,从而预设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正如米塞斯写道: “重要的是要记住,政府的干预总是意味着暴力行动或暴力威胁。政府开支不管花到何处,都是由征税得来。交税是因为纳税人害怕抵抗征税者。他们知道,不服从和抵抗是毫无希望的。只要此状况不变,政府就能够征到它想花的钱。政府的最终手段是使用武力,警察,宪兵,军队,监禁和死刑。政府的基本特征是用殴打,杀害,和监禁来推行法令。那些要求更多政府干预的人,最终要求的是更多的强迫和更少的自由。【注10】” 社会主义的无政府版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要有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实施再分配政策,无论强制者是公职人员还是公民个人,也不管他们代表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造成强制者与被胁迫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霍布斯丛林也一样无法体现权力的平等。在霍布斯丛林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但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地让另一个服从自己,就形成了权力的不平等。 霍布斯丛林也可以代表权力面前的机会平等,但就此而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主张是结果平等(顺便提一句,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权是不可剥夺的)。只有防卫性的武力是正当的,因为防卫是恢复权力而不是侵犯权力。同样的道理,在一个理想化的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机会担任公职掌握政治权力,这也仅代表获取权力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于是同样违反了洛克式平等。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长大后都可以成为总统”,那么无异于欢呼“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你的人”。 从道德的角度看,权力的不平等远比单纯的经济不平等更令人愤怒,因此,每当经济平等的要求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平等相冲突时(两者一般都会冲突),必须优先考虑后者。 所以我断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只是断言,而是可以论证的。但我现在不作论证,因为今天时间有限,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必要论证。行动胜于言语,经济平等主义者本人的行动表明,他们认为权力的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邪恶。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平等主义者一定会认为,比起获知同事薪水比自己高,被同事抢劫或殴打才更令自己愤怒。因此,在现实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哪种不平等才是更大的恶。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经济平等主义者一丝不苟地遵循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并期望别人也能同样对待自己。 下述反驳理由也不能成立-“经济不平等本身就是权力不平等的一种形式,所以出于同样的原因应该被禁止”。罗斯巴德指出,这样合并概念是自相矛盾的:   “A拒绝与B交换,我们能说什么…如果B挥着枪命令A交换?毫无疑问,“B使用了暴力”。暴力要么是侵略性,因此是非正义的;要么是防守性的,因此是正当的。如果我们接受“经济权力”的观点,我们必须选择后一种立场,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则必须采取前一个立场。走“中间道路”的国家主义者(Statist)不能合乎逻辑的说,有“多种形式”的不正当强制。他必须两者选其一,并相应地摆正自己的立场。他要么宣称只有一种形式的非法强制-公然使用武力,或者承认只有另一种形式的非法强制-拒绝交换。【注11】” 进一步阐述罗斯巴德的观点:以下两个立场是不一致的:1、禁止所有洛克式不平等,哪怕只禁止大多数洛克式不平等。2、把经济不平等和先行使用暴力都当成洛克式不平等。因为要想有效地禁止经济不平等,必须系统、大规模的先行使用武力。因此,如果经济平等主义者想逻辑一致,只能用他们自己的理念取代洛克式平等,而不能称其扩展了洛克式平等。(本观点同样适用于那些认为消极权利虽然好,但我们也需要积极权利的国家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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