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维护经济自由，而不是维护大企业。我们提倡自由市场，而不是公司经济。那么自由市场是什么样的呢？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现有的市场。但是我们有多少次听到过像是：大规模的失业，经济危机，生态破坏，这些所谓源于“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的贪婪性等经济状况？这些现象似乎无处不在！

这些所谓的源于自由主义的危机其实正是源于对市场的管制。当我们遭遇大企业的不法行为，结构性的贫困，社会边缘化等危机时，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市场经济的原则并不包含要不计一切代价保护大企业，而政府的规划和法律的特权恰恰是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自由主义者应该借鉴美国个人主义者们，特别是这一理念最具天赋的倡导者 –本杰明·里基森·塔克 (1854–1939) 的见解，他是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期刊《自由（Liberty）》的编辑。我们应以他的见解为模型来分析大企业的权利所带来的政治优势和由下至上的对市场的保护。

传统的教科书将美国的镀金时代看作是无情的剥削和对经济的放任。但是塔克认为在他的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特点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由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塔克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是为了分析，我们将用一下这四种形式来阐释他所关心的市场的畸变：垄断市场，齿轮效应产生的价格上升，所有权集中，以及已有企业对竞争者的隔离。

畸变的类型：

垄断市场。法律的授权和政府的垄断人为地造成了当今的垄断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消费者们被人为地捆绑在如果不是政策的强行要求而不会去选择的一些特定的服务或经销商之间。举例来说，汽车保险市场是因为法律对保险的要求而形成的，它规定消费者必须购买至少最低限额的服务。垄断市场在法律上保证了有特权的公司通过罚款和违规拘捕等手段来控制一部分固定的客户。

齿轮效应。法律责任，价格扭曲，和垄断市场结合起来形成的齿轮效应使人们生活的固定成本远远高于在自由市场中应有的水平。为了生活，人们在人为的控制下被迫支付像是劳动服务支出，购买保险，借贷等这些持续的，不可控的开销。在齿轮效应引起的价格上升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只能指望未来收入，这给穷人们带来了永久性的财务危机。

所有权集中化。土地征用，土地再分配的退化，以及合法的土地垄断在集中财富和控制经济的同时，剥夺了劳动阶层对资源的占有，属于在法律上对产业阶层的偏向。工人们在挣扎于支付强制的固定开销的同时，被剥削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被剥夺了进入这样一个土地所有权，资本和关键性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市场的权利。因此，工人们对上级和公司的依赖要远远大于在自由市场的情形，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则被定型于阶级关系和受限制的租赁制经济当中。

隔绝。资本主义市场和经济救援机制保护大资本家，与此同时，法律允许的垄断、监管障碍、和反竞争的补贴机制从根本上隔绝了底层阶级的竞争力。政府帮助和扶持大的资本，扼制了市场的发展并且带来了民众承受范围以外的社会压力。绝缘企业对员工和客户极少关心甚至有抑制作用；此外，经济干预通过对小型企业，草根阶级和非常规竞争者的隔绝，排除了其他竞争的可能性。

塔克的四项准则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塔克的中心观点：在《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88）一书中，塔克阐释道“四大资本垄断”从根本上定型了美国镀金时代的经济，政府通过压榨、集中和隔离等手段在这四个中心领域的经济活动中使市场产生了阶级垄断的畸变，并通过不断向外搏击的效应重塑着市场。

土地垄断。在19世纪的美国，地权制与自由市场无关。这些军队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一些独立地主手中掠夺的未被占有的土地，全部归政府所有。除自由的政府配地以外，政府土地所有制和有偏向性的授权垄断了对土地的使用权。 （“美国旧时政府分配土地运动”本应是开放分配西部的土地，但现实情况是，严格的法律限制使土地分配者只能接触到一小部分商业型的农户，小型的农场和非农业者被排除在外。）塔克将这种土地所有权只掌握在少数上层阶级手中的地权制定义为“土地垄断”，它导致了拥有土地所有特权的土地阶级通过剥削工人们的市场机会从而得到土地的自由保有权并可以逃避税收。

自1888年开始，土地垄断急剧扩张，世界各地的政府将燃油，天然气，和水资源国有化；在美国，矿业的开采权和没有勘探大部分需要政府许可，因为美国政府拥有50%的西部土地。土地的价格发生变动，并且通过区域法规，土地征用权，所谓的为市政的“发展”进行的征收和地方法规来集中所有权；土地价格将会更低且更加自由和明确地被土地所有者持有；闲置的土地将会更容易地为个体经济所有；土地产权将像建立于投机式的现金交易上一样容易地建立在等价劳动之上。更多的人将不再需要租赁；那些选择租赁的人们也将发现在市场上竞争急剧地改变了土地价格，人们将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货币垄断。对于塔克来说，金钱的垄断是这四大原因中最具危害的，“政府将特权赋予了特定人群，控制了一些特定的产业，并导致了通货的问题。”在政治上操控货币的供应量，禁止可替代的货币，整合银行、货币和贷款。塔克洞察到通过控制银行而对货币进行的控制，不仅保证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通过对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建立大型企业，以及建立政府更愿意与其往来的银行等方式在整个经济领域集中了所有制。

塔克在1888年将货币垄断定义为一种经济力量 – 在之前，联邦储备局和法定货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房产经纪公司，国际基金组织，甚至是亿万美元救济金也没能挽救那些大银行濒临倒闭的窘境。现今的监管集团和政治授权将保险以及贷款，储蓄和投资集中于货币垄断的大本营，迫使工人们进入政府操控的市场，与此同时关闭非法人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的相互救助。

创意与抢夺

专利垄断。塔克指责垄断对专利和版权的保护 — “垄断保护发明者和作者们，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竞争，并使他们可以强买强卖……它是一个巨大的额外的奖励，远远超出让他们的服务所应得的。”因为复制一个创意并不剥夺发明者原有的创意，或任何她之前多有的有形资产，“知识产权”仅仅是法律上的垄断，以此来防止竞争者们用更低廉的价格和对产品模仿和复制。

“知识产权”字1888年以来蓬勃发展，与媒体、技术和科学发明一起作为企业力量的关键，控制着如今的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如今像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孟山都公司、微软和迪士尼等企业最有效的商业模式。这些企业利用实际拥有的无限的法律特权来使自身免于竞争。版权这一理念在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主义的急剧地扩张，这成为了一些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像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协议的基本特点。在自由主义市场中，这种商业模式将会坍塌 — 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文化、医药及科技领域的支出将会有所下降。

贸易保护主义的垄断。塔克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关税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利于本土的生产者们免于来自国外的竞争的垄断， 因此提高了消费者们的日常消费。

近几年来，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设定，关税有所下降。但是相对于特定的法律机制，塔克更加关注的是本土的企业者们通过控制贸易来免于竞争的意图。在1888年它意味着关税，而在2011年，它意味着一个有政治力量形成的巨大网络，它的前身是用于维护“贸易的平衡”， 通过出口补贴金，操控汇率以及像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国政府机构来实现的。

转移性垄断

塔克的四大原因在19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政府的监管机构意欲转移扩散来重塑新型的交易模式并夺取新型的市场。在如今的许多垄断模式中，有以下五种更为普遍：

农业综合企业的垄断包括了美国农业联合部门的新政系统，贸易的盈余顺差，灌溉补贴，出口补贴，以及一些类似的手段操控价格上涨，使产品发生向补贴作物，大规模的资本集中化的集中型农业活动变型。以上这些，免不了以“小农阶级”的名义而颁布，然而却一直有益于像是ADM和泰森这样的农业综合企业集团。

基础设施垄断包括实物的和通讯基础设施。政府通过征用税收来建造公路，铁路，和机场，并强制公共交通法规。市场禁入规则保证了运输公司的垄断利益; 通过远距离的陆运和海运来获取利益，以此来为依靠税收支持的农业综合企业，大型连锁经销商，和一些其他的以远距离运输的商业活动来创造商业机会。现行的通讯行业和传媒公司像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康卡斯特公司，以及威瑞森公司通过联合通讯频带组成了大的通讯帝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政治特权控制广播频率；而地方的垄断资本则通过各自的手段操控对电信业务的操控。

公用资源的垄断体现为庞大的集中到供应商通过统筹规划，征收和区域垄断的形式对电力，水资源，和天然气等资源的控制。家用发电，多中心区域系统，以及脱离电网的替代性能源则被排挤出市场甚至因规划而消亡。

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可能是垄断主义最广泛扩散的形式。像是塔克所讲的保护主义垄断，它集中体现为既存的供应商为隔离潜在的竞争者所设置的屏障。已有的大企业通过游说议员投票而制定的法规，强制性的征收，以及像是从开出租车到从事美发等复杂的营业许可来自下而上地抑制其他竞争。那些本应在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和市场践行过程中形成的行业标准，却因政治力量而远离了竞争。只有那些现有的企业可以高昂的经营成本而竞争者们却不能，这使穷人们失去了创业机会甚至是独立生活的能力。

医疗保健的垄断是另一个由其他垄断的连锁效应而造成的现象，但它因为医疗行业消费的增长以及医疗保健与工作，金钱与理财计划的紧密联系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医疗保健在根本上是对生活成本升高的齿轮效应的削弱。专利垄断提高了医药价格，并减少了辉瑞（美国制药公司）和葛兰素史克（英国制药公司）创造的利润。（美）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医药资格许可制度创造了监管保护的形式，制约医师，诊所和药品的供应量，集中了利润以及未来的价格涨幅。医疗所需支出可以成为一笔毁灭性的开销，因此需要更为全面的保险。工人们曾经需要通过兄弟互助会等社会组织获得保险，但是垄断资本家现今已通过补贴金、指令，以及法规监管使保险市场完全地企业化。工人们现在已经被雇主们通过保险“福利”而捆绑， 并且时刻面临着失去保险，拒绝索赔和背负债务的风险。
塔克对于四大垄断的分析在美国镀金时代得到了验证，而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得到了补充，变为新五大原则，它显示了如今的市场为什么如此运作以及为何市场对于现今的人们来说是失败的原因。它对于如今的自由主义者表达异议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垄断主义使市场向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发生畸变，但是政府对多方面进行了干预。监管或是福利制度是有利于穷困人，还是一种更为庞大的固有的制约？这些是确实存在的但并没有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就像加布里埃尔·柯尔克的​在《保守主义的胜利》一书中阐释的，改革后的监管结构和反垄断法远远不足以抑制大资本经济、形成保护主义的内核以及联合与降低大企业的竞争力。这里也包含优先性以及规模的问题。我像许多其他的自由市场倡导者一样反对（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的借贷机制或是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在如今，纵使亿万美元银行救助金，政府在操控草根阶层和富人阶层的天枰的两端的时候，仍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那么市场经济学家对于法人公司更具有效率的解释是基于劳动分工，规模效益还是贸易收益所提出的呢？难道即使没有补助金以及垄断的帮助大企业还会远远胜于小的竞争者吗？

但是塔克并不反对劳动分工，贸易收益抑或是大规模的保护。但他更提倡劳工、贸易及其规模应该规划为不同的层次。独立合同、消费合作社，以及工人们自主经营的商店就是专门的几种形式并且使贸易不再集中于公司。
市场的平衡可以通过对内集中管理，或是对外形成多贸易中心来实现。法人经济是唯一在众多的可能性之中可以分工劳动并且交换价值的形式。问题是它是否因为经济因素持续在自由市场的结构性特权中占主导优势，或是因为当竞争者在相对较不集中、管理减少以及贸易增多、企业家相对普通工人较为独立的情况下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时候消除困境。

如果说塔克的分析证明了任何事情的话，它论证了在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情况下，普通人们被迫消费着一些不必要的钱财在他们也许并不想与之保持往来的贸易伙伴上。最普遍的、影响最广的政府干预培植了经济集中化、商业化、规模扩大化，以及急需统一化层级管理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而是因为他们成本固有化和被抑制的竞争的温床中失去控制下形成的。

“腰带”和“骨头”

大多数20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者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请参照克拉伦斯•卡森关于费德曼“资本主义：是和不是”文章的质疑）。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几乎所有他们的反对者似乎都认同自由主义意味着保护商业不受政府的侵害，并且放任主义是要解放政府制约下的现存的商业形式。

这几乎是与塔克一样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观点相悖的，对此我们可以称作“反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他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之一，他恰当地将他的经济原则总结为“完全的自由贸易……通用的放任主义的准则。” 对于塔克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通过去除支撑性的政治上的特权来打击经济特权，通过将大资本家暴露于由下自上的竞争的方式来消除垄断。

垄断主义十分普遍并且从根本上决定日常的集团主义经济。那么为什么不仅仅是反对者们，甚至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也经常曲解塔克的分析？并且一些进步人士们为何经常将过失归罪于不平等、剥削和“不受监管的市场”赋予的法人的权限上，与此同时“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为何以经济现状为理由作回应？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有可能是Tucker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性和普遍性。

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识到的和反对的干预：累进税、福利制度、环境监测，在经济层面来说是表面的干预。旨在重塑或抑制法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他们认为集中、隔离、提升成本和法人权限这些市场的基本特点是理所当然的，并试图只关注他们最坏的影响。反补贴性的“渐进性”法规就像为资本主义系上一个腰带。一个人可能需要一个腰带来让他看起来更体面，但是无论有没有这一制约他的身体确实都保持不变的。

政治上用于巩固垄断的方法将比原本市场结构下的产物具有更强的干预性。国家资本主义特权在根本上奠定了所有制、使用和消费基本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模式。他们在根本上重塑了市场，创造了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制的阶级结构，提高的成本，以及产生了雇佣劳工、租金以及法人经济的内在竞争等现象。这些基本的干预不是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是否应该佩戴的“腰带”；它们是“骨骼”。如果没有它们，剩下的不会是相同的身体—它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

因为你佩戴了腰带，其他人很容易预见并想象当你没有它时的样子。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恰当地形容了政府是如何将“腰带”强制地佩戴上的，但是他们很少认识到反商业的这一“腰带”是如何制约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来面貌的，没有了这一“腰带”，它将仍然是由干预形成的政治上的利于商业发展的“骨骼”。大资本家创造了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以及金融家，并且它支撑法人权利深深地植根于现今的经济中，因此根深蒂固并与如今的政治协调统一，我们非常容易地会把它误会为存在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的商业形式。

我们也许会如舒拉密丝·弗尔斯迪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近乎无形。或者它有可能是表现为外在的干预，一个可以通过法律的重组，又或是消除临时救助金或出口津贴来解决的，与此同时也保留了法人经济可辨认的基本形式。但是这有一个亟待解决的更深入、更普遍的问题。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意味着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放经济的基本的指挥地位，将它重新交给市场和社会企业家。在此之后市场将与现今我们所拥有的市场形势彻底不同。这样的改变将是如此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像是“自由主义者”、“左派思想”、“自由放任”或是“共产主义”、“企业家”或是“反资本主义”。这不是因为这些分类不能试用，而是因为他们不够广泛：自由市场在根本上冲破了一切这些形式。如果有一个除了“变革”以外的词来囊括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